当科学遭遇系统性政治干预，学术自由与民主社会的根基面临严峻挑战。
特朗普政府5月23日颁布的《恢复科学黄金标准》（Restoring Gold Standard Science）行政令引发了广泛争议。这一以“提升科研透明度”为名的政策，看似重塑美国联邦科研诚信调查体系，实则将科学评价权转由政治官员操控。
本文通过梳理该行政令的文本陷阱、历史脉络及潜在影响，揭示它如何以“方法论争议”为掩护，系统性削弱美国科学自治传统，并探讨对完善中国科研治理体系的启示。
以科研诚信为名强化政治控制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行政令，要求全面改革科研诚信政策，推动联邦政府贯彻“透明、严谨且有影响力”的“科学黄金标准”。然而，许多研究者担忧，该政令反而会使美国科学家和科研活动受制于政治官员，已出现抵制行动。
该行政令称，科研诚信问题（如高调撤稿和大量研究结果不可复现）已导致公众对科学失去信任，并指责拜登政府在气候政策和疫情应对中“滥用科学证据”。政令出台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在削减联邦机构及主要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经费。
尽管学界普遍认同加强科研诚信的重要性，但多位受访研究人员对行政令可能为政治干预科学打开大门的措辞表示忧虑。美国科学家责任联盟主席格雷琴·戈德曼指出，行政令表面看无可指摘，但其细节和潜台词极其危险，“碾压”了长期以来把科学与政治相切割的努力。如果该行政令实施，美国未来的科研诚信政策执行权可能交由政治官员，而非拜登时期的无党派职业公务员。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言人维多利亚·拉奇维塔则称，行政令是通过“常识性科学原则”重建科学界与公众的信任，并指控拜登政府将“激进的觉醒意识形态”植入科研体系。“如果这都不算政治化科学，我不知道什么才算。”
该行政令激起科学界强烈反弹，多名科学家及相关人士联名公开信，谴责该政令推行“愚人的科学黄金标准”，会进一步强化对国家科研基础设施的政治控制。公开信指出，行政令假借开放科学（Open Science）之名，赋予总统任命官员广泛权力，可将许多常见且重要的科研活动定性为学术不端行为并惩处相关人员。
科研诚信政策频繁变动导致诚信制度失衡
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研究人员和政策专家多次指控政府破坏科学独立、审查政府科学家。例如，美国环保署科学家在政府削弱环境和公共卫生法规时被边缘化，数百名科学家报告遭遇政治干预。
作为回应，拜登2021年就职首周签署行政令，要求约30个联邦机构制定或更新科研诚信政策以保护政府科学家。
特朗普新行政令废除了这些政策，并要求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30天内发布新政策指南，联邦机构随后需在60天内制定政策并反馈。政令还要求各机构确保“保护员工免受阻止或阻碍考虑替代性科学观点的行为影响”。特朗普政府官员声称，科学共同体在气候变化和疫情防控等议题上压制合理意见，造成损害。
批评者最担忧的是，行政令允许机构指派政治任命官员负责科研诚信调查，这将使政府能够以“没有清晰披露和记录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等不确定的理由惩罚科学家。“这简直是可以惩罚任何人的大棒，太可怕了。”一位曾为多届政府处理科研诚信事务的高级官员表示。
政治干预重塑美国科学自治边界
过去15年，美国科学界在可靠性和严谨性方面面临诸多挑战：论文撤稿激增、论文工厂泛滥、研究结果难以复现。研究者表示，科学界已在积极应对这些挑战，且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仍达76%。
部分人士担忧，行政令借科研诚信之名质疑既定科学。“我们看到政府滥用‘严谨’‘开放科学’等语言，阻碍疫苗研发和推广。”华盛顿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卡尔·伯格斯特龙举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马卡里限制新冠疫苗使用。伯格斯特龙参与起草了反对行政令的公开信。
戈德曼指出，行政令为特朗普政府放松环境法规监管扫清道路，使行业更易挑战公共健康保护法规。特朗普首任期内，美国环保署曾提出“秘密科学”规定，禁止决策时依赖未公开数据，科学家批评这将阻碍引用基于私人健康数据的关键流行病学研究。最新行政令通过要求公开所有数据、模型和分析，似乎重启了这一策略。
伯格斯特龙指出，提高科研透明度本无可厚非，但如果研究因不符合行政令的标准而被排除在外，实际上为联邦机构忽视大部分科学研究提供了借口。
完善科研诚信制度的中国路径
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科学黄金标准”行政令及其引发的争议，为中国完善科研诚信政策提供了深刻启示。这一案例不仅促使我们反思科研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为中国科研诚信治理体系优化指明了方向。
首先，美国因两党轮替导致科研政策反复，暴露出政策连续性不足。相比之下，中国近年来在科研诚信建设方面已建立较为完善的长效机制，如科技部2022年6月1日起施行《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试行）》。未来，应进一步推动相关政策制度化、法律化，避免因政策调整而波动。建议将成熟的科研诚信规范纳入《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细则，保障政策稳定性与延续性。
其次，正确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尤为关键。美国经验提醒我们，必须警惕政治对科研活动的过度干预。我国在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发布)时，应始终坚持“学术问题学术解决”原则。科研诚信调查委员会应确保同行专家占比不低于70%，并建立健全回避制度，防止行政权力不当介入，保障调查独立性与公正性。
在技术层面，尽管美国对研究数据公开的强制性要求带有政治色彩，但其技术规范仍有借鉴意义。我国可结合科技部与财政部2018年联合制定的《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在人工智能、生物医学等重点领域率先试点“数据—代码双公开”制度，并完善隐私保护和知识产权豁免机制，平衡科研透明度与研究主体合法权益。
此外，科研标准制定权的重要性在美国行政令中得以凸显。中国应抓住机遇，依托“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等平台，积极推广基于中国实践的《负责任的科学研究行为准则》(中国科协2019年发布)，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关键领域加快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标准，提升全球科技治理的话语权。
从风险防控角度看，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增设“科研活动独立条款”，明确禁止非学术因素干预科研过程。可借鉴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做法，在国家级科研机构设立直接向党组织报告的诚信督察岗位，构建防范政治干扰的制度防火墙。
当前，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据显示，2023年受理科研失信线索同比下降31.2%。未来，在保持政策定力基础上，更需注重柔性引导。可通过《科研人员学术自律公约》等方式培育科研文化，建立“科研诚信白名单”制度，对长期保持良好记录的科研单位给予激励，形成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
中国特色科研诚信治理的核心优势在于实现了制度刚性与文化柔性、过程透明与创新保护、中国标准与全球治理的有机统一。这一治理模式不仅有效防范科研不端行为，也为全球科技治理提供了新范式。历史将证明，真正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离不开专业自主与权力监督的平衡。当科学沦为政治附庸，不仅学术进步会受阻，现代社会的理性基础也将动摇。特朗普行政令引发的危机，既是对美国科学自治传统的考验，也为全球科技治理敲响了警钟。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中心主任、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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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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